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在近日由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举办的“共同富裕大家谈”论坛上表示，农村养老金水平过低的问题应当引起足够重视。目前农民实际发放的养老金水平为每月平均188元，只相当于城镇职工养老金平均发放水平每个月3577元的5.26%。

刘守英认为，尽管农村老年人社会保障的覆盖率现在有所提高，但是保障水平还是很低。有一个数据是，70%的城镇老年人生活靠养老金，但在农村这个比例只有10%。2020年，全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5962元，也就是每个月496.8元。而农村基本养老金只相当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37.84%，这就意味着不少领取了基本养老金的农村老人，如果自己不再谋求劳动收入，那就仍被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

我国养老金覆盖广，但其有效覆盖率过低，养老金的分配严重不平等，农民的养老金水平过低。养老金的有效覆盖率过低，会使社会保障体系产生很大漏洞，会严重影响社会保障功能的发挥，这不利于我国实际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我国农民养老金水平低，主要原因之一是养老保险缺乏足够的强制性。

农民养老金的大部分是由政府财政提供的基础养老金，每个月55元起步，一些财政较好的地区会有所增加，目前全国平均的水平是每月188元。农民养老金来源于缴纳养老保险的很少，绝大部分的农民先前没有缴纳过养老保险。新农保出台后，缴费档次最低是100元，最高是2000元，（不同地区的政策可能有所不同），许多农民选择的最低缴费档次。

社会保险必须具有足够的强制性，否则许多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就会被自然排斥在外。

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1889年德国颁布了《老年和残疾保险法》，标志着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该法案覆盖的对象是年收入不超过2000马克的工厂工人，而将高收入者排斥在外。为何要将高收入者排斥在外？当时商业养老保险在德国的高收入群体中已经十分流行，（在德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初期，商业养老保险的规模要远大于社会养老保险的规模），而底层的低收入劳动者没有那个能力为自己的养老问题作出计划，必须依靠政府采取强制措施。

我国新农合的覆盖率很高，目前覆盖率维持在95%左右。新农合出台之初的缴费水平很低，新农合出台时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10元。虽然之后几乎每年都在提高缴费标准，但目前每人每年缴费也不过三百多元，国家还补贴了数百元，这很容易吸引农民参与。新农合的住院报销比例在60%左右，保障水平比较高，因而新农合的有效覆盖率也很高。

新农保要学新农合的有效覆盖率高，但又不能学新农合原则上自愿的方式。养老保险不应该是每年几百块的事，这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但如果每年缴纳的养老保险费提高到一千多元或者数千元，太多了，许多农民又难以负担。如果缺乏足够的强制性，可以说大部分农民都不会参与。

提高新农保的强制性，规定所有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都必须缴纳养老保险，农民的养老保险直接从农民的卖粮收入中扣除，从农民工的务工收入中扣除。当前缴费水平与农民养老金水平挂钩，国家再适当补贴一些，而农民养老金水平则向全国平均养老金水平看齐。

农民和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农村的老年人获取养老金。农民和农民工缴纳的养老金多了，农村的老年人获取的养老金自然也就多了。许多人会问了，这不就是“将肉从锅里夹到碗里”吗？农民能得到什么实际利益？

在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的工资长期维持在一个最低生存线附近，整整一百年“工资铁律”始终无法打破。当工人阶级陷入极度贫困，走投无路之时，广泛建立起了各种各样的互助组织，当遭遇疾病、失业、年老等困境时能从互助组织中获得一定帮助。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工人阶级中的“互助活动”广泛兴起之后，工资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之后，西方国家在工人阶级互助活动的基础上建立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是社会保险制度，而社会保险制度就是在工人阶级“互助活动”的基础上建立的。之后的一百年里，随着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西方国家的“工资增长才像吸附在国民收入增长曲线上的水蛭一样，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而增长。”

提高农民的养老保障水平，可以提高农民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础消费量”。劳动者“基础消费量”的提高可以降低工资边际效用，因为边际效用递减。工资的边际效用减少，劳动者在一定工资水平下的劳动力供给会减少，这会迫使实际工资水平上涨。

提高农民的养老保障水平，一可以减少农民和农民工劳动力的过度供给，二可以提高农民和农民工的收入和工资水平。

农民和农民工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增加，可以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金水平，反过来，农村老年人养老金水平的提高，又可以促使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和农民的收入提高。这不仅仅是“将肉从锅里夹到碗里”的事情，收入分配将会因此得到改善，农民和农民工整体的收入将得到提高。

社会保障的功能要能得到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有效覆盖率必须足够高。社会保障的有效覆盖率过低，会使社会保障体系功能严重弱化。在这方面拉美国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拉美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相差不是很大，一些拉美国家甚至还高出了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像阿根廷、智利、巴西等拉美国家，政府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教育、医疗卫生和住房等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重超过了20%。这样的水平是相当高的，但这些国家的贫富差距却极其悬殊。

拉美国家大多数低收入的劳动者几乎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拉美各国医疗保险覆盖率为67%，城乡分别为71%和53%；养老保险覆盖率不到52%，城乡分别为59%和22%。拉美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存在巨大漏洞，因此产生的“木桶效应”导致其社会保障制度形同虚设。

提高农民的养老保障水平，提高社会低收入群体的养老保障水平，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将能得到有效提高，社会其他群体的收入水平也将随之水涨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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