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韩非子是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于一身，将辩证法、朴素唯物主义与法融为一体，为后世留下了大量言论及著作。其学说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统治阶级治国的思想基础。

韩非子是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

“买椟还珠”这个成语，最早出自战国时期韩非的《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现在通常比喻取舍不当，次要的东西比主要的还要好。从现代管理学角度看，“买椟还珠”可以转用于指代某些官僚惯于用形式主义欺骗上下级或民众的弄虚作假行为。

“买椟还珠”最早出自战国时期韩非的《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韩非子》原文“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翡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有用。”原书中批评的是学者们以浮夸的辩辞淹没经世致用的理论，完全没有指责读者欣赏其词章的文采，而现行成语及其释义，却把原书对学者以文害用的批评，变成了批评受众的取舍不当，显然也完全违背了原著的旨意。

“买椟还珠”寓言的本意却在后世发生了变化

“买椟还珠”寓言的本意却在后世发生变化原因甚多，其中重要推手便是古代文人。后世部分文人自身所限，对普通大众以居高临下的态度进行评论，词义便逐渐变得“片面”。例如，宋程颐《与方元宷手帖》：“今之治经者亦众矣，然而买椟还珠之弊，人人皆是。”又如清代的裘廷梁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有言，"不善读书者，昧菁英而矜糟粕。买椟还珠，虽多奚益？改用白话，决无此病。"（不善于读书的人，把糟粕当成宝贝，却看不上精华经典的意见。这无非是买椟还珠，取舍不当的作为。即便阅读广泛，又有何用？如果改用白话文，一定没有此种缺陷。）在这部分文人眼中，问题往往是在受众身上，这与原文的意思极不相符。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也有如南朝的刘勰正确理解和利用了《韩非子》上的这个寓言。他说：“昔秦女嫁晋，从文衣之媵，晋人贵媵而贱女；楚珠鬻郑，为薰桂之椟，郑人买椟还珠。若文浮于理，末胜其本，则复在于兹矣。”这里用“秦女嫁晋”和“楚珠鬻郑”讽喻“文浮于理，末胜其本”，与典相符，于理相合，很是贴切。但是最终“买椟还珠”这则寓言本意还是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

韩非将辩证法、朴素唯物主义与法融为一体，为后世留下了大量言论及著作。

如果对原文中买卖双方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可以发现买方自身更看重的是“精美的木匣”，而所谓必须买“珍贵的珠宝”这一看法是后人强加的，在这方面后人多少有点“管的太宽了”；如果说失算，恐怕应该是商人自己，本来精心装扮是为了卖珠子，最后却卖了木匣子，算是一次失败的营销了。

大众是有智慧的、不可欺的

而在买卖双方之外的大部分在场“观众”，韩文原文也有提及，这群郑人都对木匣赞不绝口。这一细节，后世想当然地把它定性为“众人皆醉我独醒”，其实就韩非的治世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相互暗合。韩非的治世理念根基上提倡的是一种“人人平等”，而这一理念其深层次是认为绝大多数人是有智慧的、不可欺的，与当时儒家讲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有本质区别的。

后世文人多趋炎附势、依附权贵

“买椟还珠”寓言的本意之所以发生了变化，应该不是这部分文人学艺不精，而应该是文人群体思维在后世发生了畸变。后世文人主流更倾向于更加功利化的“以辩出世”，而逐渐偏离了“以文治世”的道路。这点从春秋战国之后文人多以“诗词歌赋”著称，鲜于“哲思”留世，也进一步做实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论断。

丢失哲学思考的文科生，如同人没了大脑

将这一认识与当下现实结合，就能理解社会上对“文科生”的种种看法。作为文科生的一员，对当下整个社会对文科极差的风评，虽有不忿但也深度认可。毕竟前有文学圈子力捧大师女儿的“屎尿诗集”，后有三观不正的以骂图名的文学恶棍，还常有屈服资本的三流喉舌甘做跳梁小丑。纵观文科生在这个时代的确表现得不好，甚至是很差。

经世致用，以用为本

当下的时代，是竞争的新时代、也是淘汰的新时代。假若文科生们只会“风花雪夜、趋炎附势”，却没有“言论关时务，篇章见国风”的治世信仰，就会被时代所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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