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听冬吴相对论以前，我不知道原来还有另一种资本主义模式。听到他们介绍这本法国作者米歇尔 阿尔贝尔写的《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后，我对资本主义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
这里主要对比的是美国模式和莱茵模式。莱茵模式多以德国作代表。（本人其实对这些国家也没有什么专业的研究，只能是在一个普通人的认识上对印象中的这些国家作评论。）
（引用书中的原文均以蓝色字体表示）
“莱茵模式的典型形式是‘社会市场经济’，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建立在企业自由与竞争之上的经济，但是，市场在这种经济中只是一个繁荣经济的工具，目标却带有社会性质，即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公平分配这种繁荣。从这个角度看，莱茵模式中最先进的机制是大公司的共同管理制度，这种共决制在德国是强制实施的。”
在澳洲作者盖尔 C 阿芙利的《莱茵模式——如何开创和谐的常青基业》中对美国模式和莱茵模式的解释是：
“一种资本主义形式被称为英美资本主义，起源于美国并聚焦于股东价值的短期最大化。它经常被叫做‘新自由主义’或者‘自由市场经济’”。
“第二种形式的资本主义被宝气得不那么广泛。它以社会公平的理念为基础并承认工商业和当地社区的相互依赖性。它被称为‘莱茵资本主义’、‘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或‘协调市场经济学’（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cs)。”
资本主义这个词，对于我来说并不陌生，不论是现实还是书上的马克思的理论中，资本主义，似乎就是个张着血盆大口吞噬着劳动人民的怪物。自由市场？那就是开阔的斗兽场，人类在里面你争我夺，不过又是一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世界罢了。
一直有听闻欧洲的社会和美国是很不一样的，那里有着高福利，人民的生活十分富足、闲适。对于他们不愿多上一秒班的印象是一直存在的。羡慕之余，却不支持把这制度用在中国，总觉得，一是国家还不富足至此，二是这样岂不是怂恿人们坐吃山空吗？
是我对我们的国民素质没有信心吧。
社会主义的理想状态，不正是大家自发地去干活吗？
马克思不是说，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开始吗？
听东吴相对论的时候，听到他们谈到日本的案例，（日本的模式和德国是相同的，但个人觉得现在的日本可能已经变了）谈到日本的企业对于员工的研究态度是十分开放的。比如当年一位员工对老板说，想研究“荷花为什么出污泥而不染”，在不知这东西到底能研究出个什么东西来，员工和老板均不知的情况下，企业还是把研究经费拨下来了。而这个研究的成果，在今天发挥着非常重大的作用，那就是让高速公路等的路牌在恶劣的天气下始终保持干净清晰。
有许多重要的研究，都是在不经意间发现了可以改变世界的结果。这过程和结果，都是不可设计和预见的，需要的是广泛的基础研究，需要的是去挖掘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只有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才有可能乐此不疲地不断地去挖掘挖掘挖掘……这个世上，没有无意义的研究，只有现在还不知如何应用的研究。
觉得社会保障制度好、讲究职业培训、个人发展的莱茵模式，是个和谐、欢乐的社会，但是我们却总是不自觉地被美国模式深深地吸引。这是为什么呢？
语言的渗透力是可怕的，我们从多小的时候就开始学英语？精英们是不是都向往着去美国的常青藤学校深造？为什么总说美国有着话语权，正是在这不知不觉中，我们就已经被深植入了美国的思想和文化。我们和美国人毕竟是不一样的，但当你拿着美国标准去看自己时，总是会找出不一样的地方，而不一样就说明自己不对了。就是这样否定，让自己没有了自信。
比如，自由。中国的文化，千年来都是家族式的管理方法，百事孝为先，我们认同的，就是对父母的服从和孝顺。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养儿防老，不是国家，是家族承担着养老的责任。日本企业的模式就是这样的。论资排辈，到了年限，就是比新来的职位高，就是拿着更高的工资。
其实这“服从”并不是说无条件无是非的盲目服从，而是要有引导性地去指出错误。如流水一般，顺势而下却又拍击出自己意愿的浪花。这是处世的艺术。
我恨那些打着自由的招牌而让自己为所欲为的人。
中国的文化，一向是向强调责任，然后再说自己的权利。对家的责任，对朋友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是的，这样的活法比先强调自己权利的情况累得多。因为大家先是不断地要付出付出付出。
可是，为什么会认为付出是痛苦的呢。是做着自己不想做的事所以痛苦吗？那自己想做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呢？是自己的选择还是被逼迫的？为什么最终会选择了让自己痛苦的路呢？这里面，有什么是自己能做的
作者自己也在感叹，莱茵模式比美国模式好得多，可是连莱茵模式自己都被美国模式的光芒所吸引。
美国模式就像是好莱坞大片，充满了幻想、刺激、希望和成功。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英雄。即使在企业里，领导都是个人英雄主义，充满了传奇色彩。个人的聪明才智都得到充分的肯定。不像莱茵模式，几乎全是集体。
我自己也问自己，是不是更认可一个人多劳多得。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问题啊，问题甚至还没有问完，我已经得到了自己肯定的答复。
那么，穷人的穷是不是他们自食其果？因为不好好学习，不好好工作？我发现自己坚定而可怕的回答：是的。
而在欧洲文化中，他们不把穷人看做是一个罪犯，而是一种牺牲品。这种牺牲是从多种角度来看的。包括无敌、贫困、个人绝望和社会无能为力。
难道我的内心深处，还是认为那些迷茫的人、那些贫弱的孩子，都是活该吗？每当我看到社会不公里的那种愤怒，难道已经被自己给否定了吗？我的正义感，其实并不被自己所认同吗？我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是这样的矛盾。
出现了国学热，也许正是因为正在强大，所以想找到自己的根，我们不是暴发户。
但是，我们的精英们受到的教育，不还是从“先进”的国家中拿来的吗？不还是英语至上吗？
我们就是我们，我们有着自己的文化和思维模式，美国人的衣服生穿在我们身上，又不合适又难受。
“在欧洲或在南半球的任何国家中，它们的文化背景是与美国不同的。我们在美国看到的各种各样的限制、平衡和纠偏机制，在这些国家中并不存在，或运行方式不同。‘舶来的’美国式资本主义，即欧洲极端自由派盲目推崇的这种美国式资本主义的舶来品，比其原版更强硬、更失衡，更加‘弱肉强食’。他们说，只管大胆使用就行了，这等于他们硬向我们推销一种剧毒药品，而又不让我们准备一些可以纠偏的解毒药品。东方国家正在冒险进行这种过于精暴的生搬硬套试验。”
比如，书中提到，美国的制度的实行，是一手放在宪法之上，一手放在圣经之上。我们和他们有很多地方太不一样了。
我们在追赶的路途中，所以多少会有些心急，不自觉地就会更注重绩效，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巨大而且沉重的，但这牺牲，确实换来了快速的发展。现在大家已经开始想停一停，要想一想，看看怎样融合进自己的文化来修剪一下这衣服。
比如，大家经常会感慨，在千年前，诸子百家的思想中，有许多精华，仍然可以应用到当下，而且，这些正是我们的文化的根源，用它们来融合现代的理论和技术，不是可以更好地走“中国式”的道路吗。
例如，法律的中，可不可以融合进法家和儒家的思想，管理中，可不可以融合进孙子兵法、老子的思想等，社会道德上，对长辈孝、对朋友义、对企业忠、对小辈爱，这难道不是好的品德吗？这些，难道不是我们所特有的纠偏机制吗？
我们一直就是个人情社会，严法宽办，总是说法不外乎人情，正是以内法家外儒家的治国理念。是的，看似好像给了执法人员留下了许多空间，但扪心自问，是不是我们没有了自己基本的道德底线，才会连社会的良心都丧失了呢？
正如希望大家在富足的生活中，还会自发地去工作。这是一种精神境界。这也是让社会更有效率地运转的基础。法律是防止人们做坏事的工具，执法人员是惩戒的人，如果人人都遵守大家的共识，信守承诺地办事，这些国家机器，是根本不需要的。可惜现实是，现在还做不到吧。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不是非理性“情绪的宣泄”。
●五四新文化运动集中批判封建纲常名教等旧思想、旧传统，但没有完全否定传统。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逐渐在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到后期的一个显著特征。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到《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再到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一脉相承、不断完善和发展的。
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也是一次新的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自发生之日起，人们就对它褒贬不一。直至如今，虽然已经过了八十年，还仍然是众说纷纭，评价各不相同，观点相去甚远，需要继续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社会现实的回应，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不是“情绪化”的产物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胜利果实，登上了民国总统的宝座。他破坏民主共和，实行专制独裁，大搞帝制复辟。而与政治倒退相伴随的则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尊孔复古的逆流。袁世凯诬蔑辛亥革命以来“纲常沦弃，人欲横流，几成为土匪禽兽之国”，命令全国“尊崇孔圣”。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相继出现了诸如孔教会、孔道会、宗圣会等尊孔复古组织。这些组织与北洋军阀相唱和，攻击辛亥革命，谩骂民主共和，鼓吹非孔教、非复辟不能救中国。历史事实清楚地表明，袁世凯的所谓文庙祀孔、天坛祭天不过是恢复帝制的前奏：“武圣”张勋与“文圣”康有为更是联手导演了一出复辟的闹剧。既然反动的政治总有腐朽的文化为之张目，那么捍卫共和、反对倒退，就势必要痛击这股尊孔复古的逆流。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高扬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对封建文化发起了猛烈的冲击。
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随着维新思潮的发展，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始抨击君主专制、纲常名教，提倡民权、自由、平等，这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先声。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进一步批判封建的纲常名教，指出如果不“扫荡三纲，荡涤五伦”，中国就不能“挹自由之空气，振独立之精神，拔奴隶之恶根，救民众之悲运”。他们还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孔、孟，提出“圣人革命”，否定了“圣人”和“圣学”的绝对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纲常名教、反对孔教，与辛亥革命党人对待纲常名教和孔子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说是一脉相传的。由此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维新思想和革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
把五四运动说成是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情绪的宣泄”、“非理性感情在起作用”，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他们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对新文化的提倡，是在经过对社会现实、思想文化状况的严肃思考后作出的抉择。这种抉择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是对现实的客观回应。
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思想、旧传统最主要的内容，是反对孔教，批判封建纲常名教，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
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表现出宽阔的眼界和宏伟的气魄，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局限在文化层面，而且是要救国，要“再造中华”。尽管《新青年》标榜“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事实上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并没有脱离政治。新文化运动就是由尊孔复古、帝制复辟的社会现实引发出来的。正如陈独秀所说：“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因此，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批评“旧思想”的针对性是很鲜明的。他们集中反对将孔教定为国教并列入宪法，指出孔教是维护专制制度的，与民权、平等思想背道而驰。
李大钊指出：“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陈独秀也强调说：民主共和重在平等精神，孔教重在尊卑等级，“若一方面既然承认共和国体，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论上实在是不通，事实上实在是做不到。”他们还指出，尊孔是为了复辟帝制，“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认为思想学说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变迁的，“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会为不适于生存”。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反对将孔教列入宪法，必然要集中批判封建的三纲五伦。他们认为孔教的核心是礼教，是别尊卑、明贵贱的等级制度，“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鲁迅的名著《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等，也都是揭露封建礼教的罪恶，尖锐批判忠、孝、节等封建伦理道德的危害的。
反对将孔教列入宪法、批判封建纲常名教，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中反对旧思想、旧传统最主要的内容。但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对于孔子及其学说并没有完全否定。如陈独秀就肯定了孔子的历史地位和孔学的历史价值，表示“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并认为孔子学说也有优点，不是“一无可取”。李大钊也明确表示：“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仅此而言，也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没有视中国传统文化尽为糟粕，说不上是全盘反传统。新文化运动没有也不可能使传统文化中断，即使是儒学也没有中断。如果说有“中断”，那断掉的只是儒学独尊的正统地位。
以五四运动为界，新文化运动分为前期和后期，后期是前期的发展。谈论新文化运动不能只谈前期不谈后期，更不能以前期排斥后期
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有了新的发展，除原来的资产阶级新文化外，又增加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新文化，并逐渐在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在人们心目中对曾经被奉为效法榜样的西方资本主义产生了怀疑，以致破灭。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民终于在绝望和彷徨中从十月革命学到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的面貌就起了变化。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主要是通过李大钊等这样一些在前期新文化运动中起骨干作用的先驱者传播开来的。1918年，李大钊就撰文欢呼和论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二年，他主编出刊了《新青年》的“马克思研究”专号，并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比较系统、准确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并指出三者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此后，许多报刊相继发表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也被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这样，就使19 15年开始发展起来的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一个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发展为一个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新文化运动。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之所以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决非由于几个知识分子一时的感情冲动。中国人民是在与各种主义的比较、实践之后，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其间贯穿始终的是先行者对社会现实深沉的理性思考，而不是非理性的冲动，更不是简单的盲从。它是思考后的选择，是对现实的回应。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严重的斗争和艰辛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同时存在的还有其他种种主义，诸如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实验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
马克思主义开初只是其中的一家。马克思主义与这些思潮在社会改造的浪潮中竞相传播，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从1919年到1 923年，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三次大论战，先后战胜了以胡适为代表的实验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在思想理论的斗争中，其他各种主义很快便销声匿迹，只有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并且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中国人民正是经过研究、比较和鉴别，最终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
需要指出的是，近些年来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人民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从苏俄接受来的教条主义。这种说法不符合历史实际，把问题简单化了。十月革命无疑对中国影响很大，它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但是，中国人民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只是从苏俄来的。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显然是受日本学者河上肇的影响。杨匏安、李达、李汉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都是在留学日本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而周恩来、蔡和森等许多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则是在法国研究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共产党宣言》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国内，1920年，陈望道全文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本在上海出版。据罗章龙回忆，当时在北京也有据德文版《共产党宣言》翻译的中文油印本。1883年、1888年恩格斯先后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版、英文版所作的序言中一再明确指出，包括阶级斗争学说在内，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接受的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而不是什么苏俄的教条主义。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到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一脉相承、不断完善和发展的
新文化运动高扬的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在五四运动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意味着新文化运动越来越偏离其初始的方向，是出于偏见
李敖谈五四
五四运动至今七十年了，台湾岛外的朋友，希望我谈谈五四。做为以思想家、历史家自居的我，也自信能够把这题目彻底的谈一谈，藉以纠正几十年来大家对五四的错误认识。
我父亲李鼎彝是五四运动后一年进北京大学的，他正赶上五四带来的排山倒海，在巨浪之中，他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已经无法冷静观察这一运动，再予以评价。奇妙的是，晚他三十六年的我，却在大江东去，浪淘尽五四人物的边缘，得以冷静的观察了它。胡适、罗家伦，都是我认识的，五四时代，他们固一世之雄也，但在世乱飘荡之际，他们都局促海隅，无复当年了。这些雕的身影，更是我观察五四的具体人证，使我在下笔时候，别有领悟。
胡适生前，我写过一篇「播种者胡适」，其中指出一九一九年「有件事情对胡适来说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对这个梦想的达成而言，五四显然是一条岔路。新文化运动本来该是针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当时那些健将们都相信唯有思想革命成功，政治革命才有了真正的保障，才不会一垮再垮。半路杀出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当然有「广为流传」的贡献，但它也未尝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罪人」，因为它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忍不住了，纷纷忘了他们真正的深远的使命了，他们不怕「任重」，但却有点嫌「道远」了。最后，他们终于暴露了狂热的本质，选择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应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静下心来研究问题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头，投身到党派的阵营里，高倡他们的主义去了。」
我这篇文章发表后，胡适写信给我，可是还没写完，他就死了。死后他的文件都被监管，不过据看过这封残信的台大校长钱思亮见告内容，并没否认我上面的论断。事实上，胡适是肯定我的看法的。早在他死前四年和我的一次谈话中，他就批评五四以后各路人马抢青年去搞政治的举动，他怪国民党、怪共产党、甚至还提到「梁任公（启超）他们也抢青年」，言下不胜惋惜。另一方面，我在「播种者胡适」中提到「只有胡适仍然守住不谈政治的诺言」，引起陈独秀在台湾故旧的不满，写文章质问我根据什么证据，『确知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的「相约」？ 难道是胡适亲口告诉你吗？』事实上，胡适所写他回国时「打定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以外，有一封失传了的信，便是证据。在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就收有这封信。信是写给陈独秀的，中有「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他建议由北京同人发表一新宣言，「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可见大家讲好专心为中国做文化和思想的奠基工作，的确是经过相约。不幸的是，这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最后终于在五四的排山倒海下，被政治席卷以去。
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只有在广义的说法里，它才包括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的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才是五四运动的基础。新文化运动是孙中山所命名的词儿，他在南方，深思远虑的把眼光投射到北京，他肯定了「一二觉悟者」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他写信给海外同志，告诉他们「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他极力赞美从北方起来的那个变化。可惜的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在思想变化过程中，就先政治挂帅了一切。于是，五四变成了一条岔路，「吾党」应五四而兴，五四却完了。
为什么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条岔路呢？因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虽然是「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但是达成这些主流的基础，不是别的，乃是个人的解放。而个人的解放的前提，乃是思想的解放。五四运动以后十六年，胡适写「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回忆说：「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元年就提出『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的原则了。他后来办北京大学，主张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百家平等。在北京大学里，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和陈独秀、钱玄同等同时教书讲学。别人颇以为奇怪，蔡先生只说：「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样的百家平等，最可以引起青年人的思想解放。」
但是，思想解放的达成，却又有赖于显示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回忆：「我们当日介绍易卜生（Ibsen）的著作，也正是因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这种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因为信仰「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们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绝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而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在十多年后，已由胡适印证为不是别的，「其实就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
不幸的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吾党」，却丢开了「健全的个人主义」，而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罢，他们都「以俄为师」，输入了苏联式的党组织与党纪律，而这种老毛子的玩艺儿，却含有窒息思想解放的可怕祸害。胡适回忆：「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 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由此可见，不论是右派的国民党、还是左派的共产党，他们左右逢源的、「吾党所宗」的，其实非布尔什维克即法西斯，他们都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而这种路子，对个人解放与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说来，却是令人痛苦的歧途。
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启蒙」，是思想的、文化的、洗自己心革自己面的；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救亡」，是政治的、进而拥党自肥的、洗别人心革别人面的。在救亡图存的紧迫感觉下，举国若狂，认为时不我与，而要中风疾走、结党营公，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些各路英雄来救国，中国是不是会更糟呢？会一定等不及了呢？戊戌政变时，与康有为同为「救亡」人物的王照，在三十多年后回忆说：「戊戌年，余与老康讲论，即言「……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路如何来得及？」迄今三十二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照王照的意见，中国拖了三十多年还没亡，可是当年若不「救亡」而去救小孩子，第一代不去救国而去救第二代、第三代，则三十年后，民智大开，思想解放，个人解放，这些非奴才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国人，才是建设新中国的本钱。当然，王照这种迂腐之论，谁也不要听他的，大家都吵着说中国快亡了、缓不济急了。这种忧虑，最后使从事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也都投入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政治挂帅里。结果，经过三十年的折腾，收回了台湾，可是丢掉了大台湾四十四倍的外蒙古，对俄引狼入室、对日以德报怨，满目疮痍之中，右派法西斯的国民党逃到台湾、左派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得到大陆。中国人付了几十年「救亡」的代价，最后，中国站起来了，可是中国人却垮了。
中国站起来了，可是中国人却垮了。为什么？因为在几十年的浩劫下，中国人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已经面目全非、奇惨无比。从外在的压力看，中国人陷入集体主义的制度下，殊少个人的自由和显示个性主义的条件；从内在的突破看，中国人中的匹夫匹妇固然氓之蚩蚩多是混蛋；至于其它出类拔萃之士，在「冲决网罗」(谭嗣同语)方面，表现得也一塌糊涂。五四于今，七十年了，但是比起七十年前新文化运动的真正精神，又在那里？海峡东岸的出类拔萃之士，还在国民党老神在在下，曲学阿世又阿当道，不敢攻击三民主义，有的还妄想「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海峡西岸的出类拔萃之士，虽然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有勇敢的觉悟，但是因为几十年的教条污染，这种觉悟，还处处留下污染的痕迹而不自觉。一般说来，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他们跳来跳去，以为自己跳出来了，其实还在如来佛的掌心里。他们著书立说，处处不脱马克斯的心传与唯物的独断，虽然他们口口声声在争自由民主。海峡两岸的出类拔萃之士按说不该像匹夫匹妇那样混蛋，但是，他们又高明多少呢？
为什么中国人变成这样？根本的原因，是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基础太差。七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还没生根发叶，就「根株浮沧海」了。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本欲度人，结果尚不足以自救。天下不危，岂可得乎？
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从事新文化运动，在标榜的项目上，虽不周全，大致不差。但是由于他们本身也在摸索中前进，所以矛盾时出。以急先锋陈独秀为例，他气壮总胜于理直。他大刀阔斧论古典主义之当废，但却同时盛誉古典主义而不自知；他明白宣布「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但却误以为唯物辩证法是科学；他说实验哲学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并希望两者能成为联合战线，其实是完全错误的。辩证法是达尔文演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实在不是什么科学，但是陈独秀却不知道，他的徒子徒孙也不知道。陈独秀后来带头替中国选择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美丽的、伟大的、无懈可击的，并且是古往今来志士仁人的一贯好梦。「礼记」中「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吗？「贷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吗？但是，把这么伟大的圣人才能做到的境界，施之于匹夫匹妇，又如何可行？此难怪中国人读了两千年「礼记」，结果却只能读不能行。陈独秀不知国货的共产主义不可行，反引进洋货共产主义，他的徒子徒孙且以可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而几于先，再阶级专政于后，期得长治久安，殊不知此非深知马克斯者也。马克斯早在一八六五年就完成「资本论」初稿的最后两卷，但他不让恩格斯看，事实上，他在第三卷中，已经动摇了他在第一卷中劳动价值论的论据。他在一八七二年海牙大会的讲演中，也有「我们不否认有些国家如英国、美国，甚至荷兰的劳工们，可用和平方法达到目的」的石破天惊之言，可见马克斯本人，对马克斯主义，也不无疑义。恩格斯1890年写信给舒密特，提到马克斯曾自讽的说：「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不是一个马克斯主义者！」由此可见，此马来头大，固有自知之明者也。如今一个世纪下来，马克斯所预言的资本主义，依然逍遥健在，而共产主义亦不得不明暗之间，走资以求繁荣，可见教匹夫匹妇去做圣人，志士仁人实有力不从心之苦。七十年前陈独秀的带头误以唯物辩证法是科学，证明了他错认「赛先生」。新文化运动人物以「冲决网罗」的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为天下倡，但他们自己，却身陷新罗网而不自知，五四之为岔路，此为最大明证。
新文化运动时代的优秀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又岂止陈独秀？他们之中，不论上层或下层，在为中国导向上面，都不难挑出毛病和笑话。例如鲁迅，在当时，他的思想竟是反对「自由平等之念，社会民主之思」的，他不但反自由民主，并且连代议制度都反，这是什么头脑？又如毛泽东，他在中共建党筹组湖南小组的前夜，还在长沙大公报上鼓吹「湖南独立」、主张中国应「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个国。」而湖南本身，要建立「湖南共和国」，以免「湖南受中国之累」！这又是什么头脑？
这种由当时优秀知识分子给中国乱投医、乱带路的现象，在在都显示了他们的「目的热」，往往造成了「方法盲」，原因无他，他们自己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火候不无可议，热情有余，沉潜不足。当时最理智的莫过于胡适。胡适看出主义不是万灵丹，因而劝人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其眼光锐利，确在他人之上。但胡适也有他的盲点，例如他在一九二六年宣称：「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当时讲了许多话申述这个主张。可是二十七年后，他公开忏悔了，公开忏悔他「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在当时，一班知识分子总以为社会主义这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他说三十多年来，「极左的与极右的社会主义，拿国家极大的权力来为社会主义作实验；而两种实验的结果都走到非奴役、集中营，非用政治犯、强迫劳工，非用极端的***，没有方法维持他的政权。因为这个三十多年的政治、经济的大实验，极左的极右的大实验的失败，给我们一个教训。」所以大家才有以觉悟。「在外国，如在美国，现在有好几个杂志，最著名的如「自由人」(Freeman)杂志，里面的作家中有许多都是当初做过共产党的，做过社会主义信徒的，现在回过头来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这种在思想上根本的改变，我们不能不归功于三十多年来世界上这几个大的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使我们引起觉悟——包括我个人，在今天这样的大会里当众忏悔。」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时代的大宗师胡适，在为中国导向方面，也未尝不一时错认「德先生」，而有以误入歧途。连胡适都如此，其它优秀知识分子更可知矣 !
一个多世纪来，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为祖国带路，试验过君主立宪、试验过开明***、试验过保皇、试验过革命、试验过勤王复辟、试验过再造共和、试验过新华春梦、试验过金陵春梦、试验过北京红楼梦。什么都试验过，只忘了试验一件事，就是帝国主义统治香港那种调调儿。结果呢，一个多世纪的比赛下来，试验出来最成功的，竟是帝国主义下的香港！香港百分之七十都是中国人，但在洋鬼子的统治下，居然创造出一个令全世界赞叹的地区，在全世界经济衰退的时候，它还能维持生产总值每年百分之十的成长、还能成为全世界第三个金融中心，更重要的，在繁荣以外，它给了中国人充份的言论自由。结果比赛下来，他们的「殖民」待遇，都胜过我们的「大国民」水平。连起码的自由与繁荣都远胜于中国人自己的统治，这种国耻，比香港割给英国更丢人吧？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除了「以做中国人为荣」外，其它能引以为荣的，竟不堪枚举，除了「爱国」、「民族」、「光荣」、「大义」这些引以自慰的抽象外，简直没有多少可以自豪的实绩了，做为中国人，这不太可怜了吗？设想当年道光皇帝甘心亡国，岂止香港，连整个中国都割给英国，一个多世纪下来，中国人是不是也不错呢？我看至少至少，不会比国民党统治更坏吧？当然爱国者会说：这是什么话！我们不要做亡国奴！但是，另一种声音我们也不妨想想：许多时候，做了亡国奴的自由与繁荣，竟比做一个政权的家奴还象样，这又怎么说呢？富兰克林说：「那里有自由，那里便是我的祖国。」这种声音，岂不也值得我们比比吗？
五四运动以打倒帝国主义始，以被帝国主义打倒终。我们走了七十年的远路，如今自由无缘、繁荣没份，在上者专政，在下者浑沌，所谓思想解放、个人解放，都还瞠乎其后，不知何年何月才得登彼岸而迷津。抚今追昔，真令人不禁为五四忧。也许再过七十年，我们才能真正达到新文化运动所标榜的项目。不过，先决条件是不能再走错路了，再走错路，再来个七十年也没用。那时候，我们已是世界第一贫穷愚昧之国，连帝国主义都不要我们了！
梁实秋：我参加了五四运动
南方网讯 我那时候在清华学校读书，学校在北京郊外，我们只能在周末进城一次。我记得第二天全体学生集合在操场上体育馆前面，站在体育馆阳台作主席的是陈长桐。我们这位老同学是天生的领袖人才，他说话有条理、办事有才能、为人有风度。清华的学生在服装上和城里的学生不一样，平时都是布衣一袭，但是列队外出则颇为整齐严肃，高等科的学生一律着兵操军服，中等科的学生一律着童子军装。我们列队进城受到盛大欢迎。天安门前集会，被军警包围，拘送北大法学院，清华的同学亦在其列。以后我们逐日派队进城参加游行，作街头演说鼓舞民众抗议政府。这时候有一辆汽车驶了过来，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打，我们一涌而上，用旗竿打破了汽车玻璃，汽车狼狈而逃，我们不知道汽车里坐的是什么人，我们觉得坐汽车的人大概挨打不算冤枉。
这个运动由学生掀起，是自动的，没有人指使，也没有人操纵，只是爱国的热情表现。所以等到学生运动扩展而为商人罢市，由北京而及于上海，这运动的目标初步达成之后，这运动也就消歇下去了。但是影响所及，学生们醒起来了，五四运动一变而为新文化运动。一方面学生们的组织力加强，学生会纷纷成立。以清华的学生会而论，其组织是颇为民主的，评议会的成员由各级选举，干事会为执行机构分组工作。我们的学生会因为和学校当局龃龉，一连发生三次风潮，把校长三人逐出校外，其基本原因是当局的官僚作风未能因势利导。全国其他各校也是事变迭起，秩序大乱。但是在另一方面，学生们的思想开放，求知若渴。对旧有的不能一律满意，乃欢迎外来的新的思潮，诸如政治学说、经济理论、文学、艺术的思想，纷至沓来。
作者简介：
梁实秋（1903—1987），著名文学评论家、散文家、翻译家。曾与徐志摩、闻一多创办新月书店，主编《新月》月刊。后迁至台，历任台北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英语教研所主任、文学院院长、国立编译馆馆长。代表作有《雅舍小品》、《雅舍谈吃》、《看云集》、《偏见集》、《秋室杂文》、长篇散文集《槐园梦忆》等。译有《莎士比亚全集》等。主编有《远东英汉大辞典》。（编辑：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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